自明清以来，传统武术的“神传”开始逐渐蔓延，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流行最广和影响最深的莫过于“达摩创少林拳”与“张三丰创太极拳”之说。尽管《少林武当考》做了大量翔实的论证，并予以否定，但其余毒并未减少。如1930年有《达摩剑》问世，并演化出达摩杖、达摩铲、达摩棍的传说。陈微明在《太极问答》中依然回答“太极拳自可断定是三丰所传无疑”，后又相传四派(唐代许宣平、夫子李、韩拱月和殷利亨);在《太极剑》中还记述“杨露禅能踏雪无痕”和“少年之使几椅悬空”的神功等，令人难以置信。近代以来，不断有西洋大力士向中国武术拳师挑衅的报道，究竟有几桩是真实可信的?又有多少是人为编造的?松田隆智在研究中国武术史时尖锐地指出：“人们抱着传说就让它传说这种等闲视之的态度，有的甚至从传说中又产生传说。”久而久之，这种小说家言长期积淀的错误定势并存在下来，谬误变成了真理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：西方学术界相当重视经验论证，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必须经过事实验证，否则高明的理论也不能视为科学的。上文中的“依托考据探索武术源流”内容就具有这样的特点，从考据的全过程来看，证明了当时的武术界已开始持冷静的态度、实践的标准、科学的知识、长远的打算来研究武术的发展问题，并与近代体育交融发展，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趋于稳定的关键节点，以我国固有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在“土洋体育之争”中，找到了“兼容并包、东学西渐”的转型发展之路，此时，武术研究兴起，学术争鸣开启，问题讨论正浓。它的重要标志有四个：一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两大武术组织的主渠道，宣传、研究与推广武术;二是倡导和鼓励以武术家为主体的，结合行政、文化、教育、体育等人士自愿参与著书立说，宣传、研究与推广武术;三是运用社会学、自然学、考据学、历史学和逻辑学等知识，认识与分析武术界的门派之争和“造神”现象等;四是限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，多数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，疏漏现象难免。无论成果多少或大小，对中国武术史研究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与借鉴作用。